先秦城市选址与规划思想研究

　　 三、先秦城市规划思想

　　（一）城乡统一

　　先秦时期的城市建设者已充分认识到周围广阔土地对城市的依托作用，将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倍加重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了“区域”观念。从《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提出的“体国经野”之制，可以看出当时是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的。所谓“体国”，是指合理确定城郭的等级与规模，布置城池、宫殿、宗庙和社稷；“经野”是指规划建设城郭周围的土地和奴役的居邑，处理好城乡关系。周代建城，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乡野田地而共同构成的城邦国家。城市与乡村这对矛盾体在这里被处理成一个有机整体。

　　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和畿服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国经野”和城乡统一的思想。分封制是按受封者爵位尊卑来厘订其封疆和城池的规模。《礼记·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诗经·商颂》说：“邦畿千里。”这与《王制》的“天子之田方千里”相吻合。诸侯在封地上建城邑，其规模一方面受到等级限制，另一方面也必然要与封地大小相适应，于是反映出城乡结合的特点。畿服制是指以国都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向四周划分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各自服事天子的义务。“畿”是指国都周围的广大地区，“服”就是“服事天子也”。《尚书·禹贡》提出五服制，《周礼·夏官》提出九服制。夏代的畿服制，如《尚书·皋陶谟》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意思是在夏的五千里疆域内，划分为五服。《尚书·禹贡》对“五服”的划法和各“服”的任务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五服”，分别是甸、侯、绥、要、荒。甸服为治田赋；侯服为王室环卫；绥服又称宾服，本为前代王室封国，现为王室屏藩；要服为受约束之蛮夷；荒服为边陲之戎狄。要、荒两服都必须向王室纳贡。对于畿服制来说，如果将国都周围各服理解为广义的“乡”，那么也可以说这是城乡统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区域规划观念的雏形。

　　（二）规模适度

　　先秦时期的城市规划已开始根据城市腹地的支撑能力来确定城市规模，即考虑了环境容量问题。《礼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继承和发展了“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的城邑规划传统，提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这是说城市规模必须与周围田地大小以及城市居民数量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养”、“守”结合，才可保证居民的生活给养，有利于巩固城防。《管子》还进一步对其主张做了量化的描述：“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以。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另外，《管子》还提出根据土地等级控制都邑分布密度，《管子·乘马》曰：“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土地肥沃的地区，粮食产量高，可以供养较多的城市人口，允许有较大的城市密度。反之，城市密度应适当缩小。

　　《尉缭子》在讨论城市规模时提出“三相称”理论，即“量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这就是说，城市规模应与居住人口和城郊田地的粮食产量相适应，三者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达到“三相称”的要求。

　　墨子对城市规模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参考标准，“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方三里之城可以容纳一万户人口。

　　当时人们还懂得根据交通条件确定城市腹地的范围。古代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粮食、物资不宜长途贩运，如“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管子》亦云：“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将以上主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要根据城市与腹地的关系以及人口、用地条件，科学地确定城市开发强度，使人与环境能和谐发展。

　　（三）合理布局

　　商鞅曾任秦国宰相，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有关土地使用规划和城乡布局结构的主张。“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这是以方百里的地域为例，在综合了水源、林木、粮产、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考虑土地使用、城乡布局和人口密度，其主张是很有价值的。

　　墨子从城市防御角度，提出过城市的“五不守”理论。他说：“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城市规模要与城市人口保持相称的比例关系，并要储备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讨论了市里、仓廪的布局问题，强调市不可远离城，积蓄的财富和富室也都要集中在城内，以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

　　《管子》从有利于城市经济功能发挥和便于城市管理的角度，对城市及其周围土地的功能布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这种按职业作为依据的城市布局思想，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余论

　　除了以上所述，先秦城市建设的思想和经验还体现在因地制宜、融合自然、防灾减灾等许多方面，而这些恰恰是现代城市建设所迷失和欠缺的。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们对人地关系的错误理解、对自然资源的片面认识以及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城市的发展曾一度陷入恶性循环中，城市愈加膨胀，环境就愈加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岌岌可危。

　　今天，我们将“建立区域观念，城乡结合发展”作为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原则，就是在朝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向努力。如果将整个地球视为一个大的人居环境系统，那么住宅、村庄、城镇、都市和城市群，都是这个系统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正如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s）所说：“它（人居环境）由各种形式的聚落所构成。从简单的遮蔽物，到巨大的城市；从村庄或城镇的建成区，到人们采伐木材的森林；从聚落本身，到跨越陆地和水域的相互联系。”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区域”的概念，区域是城市赖以存在的空间载体，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脱离了区域的城市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中虽然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金、技术和信息，但是缺乏生产所需要的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而当城市从周边区域获得了维持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资，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后，却无法将由此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和有害物在城市内加以解决，还必须将其转移回周边的区域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自然相互融合的广大乡村地区就是区域的主要组成。所以，城市建设应当走城乡结合的发展道路，抛弃城乡对立的旧观念，以广大乡村地区为依托，通过经济的分工协作、社会的结构组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这一层次人居环境的持续发展。

　　今后的城市建设还要“掌握环境容量，确定适度规模”。城市发展严格受到自然界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的制约，如果城市发展的规模突破了一定限度，便会出现恶性循环，破坏城市与自然的平衡。因此，在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之前，应当对城市区域系统的承载力，包括用地容量、供给容量、工业容量以及水、大气、土壤等的环境容量进行系统分析和发展建设可能性分析，根据区域的容量确定城市的合理规模，使城市与其补给区的长期供给能力和长期承受能力相平衡，使城市的发展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适应。

　　此外，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应以对土地的系统分析为依据，通过对不同区位土地开发度（开发成熟程度）、土地适宜度（最佳利用方向）、土地承载力（对人类活动强度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值）的分析，进行土地分区（如分为优先发展区、引导发展区、从缓发展区、限制发展区、更新改造区和自然保护区等），从而理顺土地开发秩序，预测城市的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确定土地利用的功能、布局，将城乡土地与自然资源统筹安排，限制城市无限制的扩张，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把城市建设组织、融合到大自然的天然网络中去，达到城乡融合、回归自然的目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城乡统一、规模适度、合理布局”的城市建设思想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城市理论如出一辙、相辅相成，这说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值得我们重视，古代城市的宝贵经验有待我们挖掘。虽然古代的科学技术远不及现代这样发达，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疏远，相反，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只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以之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人类社会才能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