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园林艺术中文人园的隐逸精神

　　我国传统园林作为世界三大造园体系之一，在世界造园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若与其他园林体系相比较，又有着独特的个性和本质上的区别。她滥殇于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化，并根植其中，同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互相影响、彼此渗透，被称为是“一首凝固的诗，一幅立体的画”。我国古典园林艺术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把“本于自然，高于自然”作为创作主旨，通过对山、水、植被、建筑四大园林构景要素的搭配布局，达到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又把古典园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东方特色-------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景由文盛，文由景显，文景齐名，这在传统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园林艺术中的园名、景名体现了营造者的学识修养，同时也映射了园林景观的内涵和意蕴，从而使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深深的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游览者。本文仅从文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探寻如诗如画的园林艺术的发展历程，揭示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所特有的隐逸精神的发展与审美情趣。

　　中国园林作为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之一，又与西亚和欧洲的园林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风格。中国园林根植于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从起源发展，到独成一门艺术形式，同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一样，都是以数百年的华夏文明和华夏文化作为发展背景，从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文化内涵。

1　隐逸精神的发轫

　　园林艺术是一种极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她是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体现。“君子比德”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共存关系。老子在《老子?道篇》中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有序的统一体。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开启了传统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天趣的质朴之美，也对园林艺术的审美趣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过“人类，诗意的栖居大地”，但这对于处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封建社会压迫下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劳动人民来说，显然不现实的，温饱尚且解决不了，又何谈诗意的栖居呢？对于古代文人士大夫来说就不同了，他们一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和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唯一追求，当然他们对于栖居之地的营造也是颇费心机，狠下功夫的。李渔《闲情偶寄》中说：“主人雅而取工，则工且雅者至矣；主人俗而容拙，则拙而俗者来矣”雅成了文人士大夫生活审美情趣的核心，成了他们经营庭院的标准之一。同时他们又深受“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双重人格的困扰，出、入、隐、士是他们内心深处一直面临的深层冲突，而协调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之隐、山林之隐。于是，园林成为他们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成了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

2　隐逸精神的形成

　　玄学的兴盛，文士对清淡生活的追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造就了大批名士和名士文学家，他们身逢乱世，林泉之隐，田园山水之乐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呈前启后的转折时期，自然山水园，山水田园诗，自然山水画都在这一时期兴起。“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这一时期最为出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既元籍，嵇康，刘伶，王成，山涛等，他们“相友善，游于竹林，好为七贤”。陶渊明在诗词和人格上承继了元籍，嵇康等人的传统，将隐逸思想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如果说“元籍，嵇康还只是标志着林泉之隐的开端，陶渊明则以其生命实践--隐居生活和诗歌创作--构建了林泉之隐的典型形态。”他五次出仕，而最后又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般的洒脱，“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在他的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中，平淡，自然，真淳，质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其人格魁力为以后文人墨客所推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苏拭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陶渊明在 (饮酒)中这样写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他是那样的悠闲安静，篱下采菊，南山隐现，把田园耕作生活审美化，自我慰籍且乐在其中。他在辞职归隐后第二年作品《归田园居五首》中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外，从至今还令我们魂牵梦绕的《桃花源记》中便可窥见隐逸精神的端倪。陶渊明的小国寡民式的“桃花源情结”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充满着真善美的理想化了的社会，也为我们的审美观提供了一个平淡，恬静的田园境界。这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及造园艺术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一生地位低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摈弃了对社会功名利禄的迫求，在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了自己的节操，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弹琴、赋诗、饮酒、耕耘，小农意识表现的尤为强烈,同时更深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率真和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本性。山丘、林泉、池鱼、狗犬、鸡鸣构筑了文人士大夫的生命之韵，他们借田园生活的适意来表达隐居不仕的高致，淳朴宁静中反衬出诗人对老庄哲学祟尚自然的追求。人是应该有所寄托的，人生应当有一种新得归宿，不能兼济天下，却可以选择归隐之途，独善其身。山水田园诗中虽没有对美学的问题做过任何的探讨，但于平淡，自然，率真中所描述的田园生活为以后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发展开拓了很广阔的空间。“（山水田园诗）在‘天人合一’美学思想的哺育中产生，它的发展又促使‘天人合一’这一美+学理想具体化，理式化。发展就是行动，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就是一部活的行动的美学史”文人士大夫以隐士的姿态去叙述他们周围的环境和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山水诗的兴起，是伴随着隐逸行为日渐普遍，从而带动了人们对景物的欣赏，成为名士们的群体意识，于是，更有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演绎。

3　隐逸精神的成熟　　

　　唐宋所令人向往的并不仅仅是诗词艺术的黄金时代，唐宋诗词艺术与琴棋书画等艺术的有机融合以及开明的政治、富庶的生活、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唐宋的辉煌永远都使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园林艺术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大批文人墨客的介入，使祖国的自然山水流露笔端，大放异彩的同时，为我国以山、水为最基本要素的古典园林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文人士大大参与造园，并享园居之乐，琴、棋、书、画、品茗、饮酒、作诗、赋词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名园记也有不少，著名的如白居易的《草堂记》、《池上篇》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王维的《辋川集》、《终南别业》 苏东坡《灵壁张氏园亭记》等，都对山水园情形作了详细的记录。文以载道，唐宋园记与用词华丽的魏晋六朝文风有着很大的区别，也正是这些文情并茂且被广为流传的园林文学作品，使得这些名园为后人所熟知，也为我们研究园林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生动详实的材料。此外，随着唐代诗论中“意境”这一美学范畸的首先提出，“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木一石，总关乎情，情景交融，相互渗透，园林艺术所追求的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由此滥觞。风花雪月，林泉山石成了文人士大夫触景生情、托物言志的载体。园林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步入了辉煌的成熟时期，园林艺术的发展也就具有了自己最显著的特点。

　　3．1 园林题名，寓意开始诞生。　　

　　宋以前的园林，往往不注重题名，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裴度的“平泉庄”，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履道里”等宅园，都是以所在地名称呼，缺少诗意，没有一定文化意韵，园题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园内的景点了。而到了宋代，园名景名的题写己大为兴盛，并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为文人墨客所推祟。诗有诗眼，文有文心，景，自然也有景眼，园名的题写成为园林中心意向的所在，好的园名题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园林景致更加富有诗情画意和可品性。如沈括的梦溪园，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舜钦的沧浪亭，就连北方宫苑宋徽宗赵佶的艮岳园中有堂名“绿萼华”，亭名“承岚”，楼名“倚翠”，轩名“淑玉”，馆名“流碧”，厅名“挥云”等充满诗情画意的景名。《艮岳百咏诗》中提到的景点题名就有一百余处。显然，这时的园林已不是以前园林仅有审美客体的存在，而是有了更多审美主体的情感的渗透和介入。　　

　　3．2 各种树木花卉论著大大增加。
　　
　　主要有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王观的《芍药谱》，陈思的《海棠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蒙的《菊谱》等论著，他们对花木的栽培养护，育种嫁接等技术作了详细论述，随着文人士大夫对诗词、韵律、佛事、书画的过多偏爱，花木山石，古玩字画逐渐与他们生活融为一体，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成了园林审美的主导倾向。文人士大夫隐逸于花木幽深之中，将花木人格化，如兰梅竹菊喻为四君子，其中兰幽香，梅傲雪，竹君子，菊凌霜，为文人墨客所接受喜爱，北宋林甫隐居杭州孤山，植梅放鹤，以“梅妻鹤子”为伴，历来被传为佳话。著名文学家周敦颐《爱莲说》称“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