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

     倡导性规划引发了关于规划实践的严肃争论，对经验性研究、增加规划新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1.7 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Postmodern Planning)
     后现代思想是1980年代中期影响全球思想界的一个潮流。其代表人物是桑德库克(Sandercoc k,L)等人。对很多人来说，后现代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Allmendinger,p155)。哈普(Harper)和斯特恩(Stein)声称按照后现代的道路做规划，将会把我们带到不确定性深渊的边缘，损害我们用变化的思想来维持社会不断发展的能力，损害我们用公正和人性的方法互相对待对方的能力，损害我们判断公共规划好坏的能力(Harper,Stein,1995,p232)。
     桑德库克界定了现代主义规划的5大支柱：
     (1)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与公共、政治政策的理性相关；
     (2)规划当它是最综合的时候，它是最有效的。综合性被写进规划法规并与多部门、多功能的空间规划相关(如与经济、社会、环境、物质规划交叉)；
     (3)规划具有科学和艺术两面性，基于经验，它更强调其科学性。规划的知识与技术立足于实证科学，在模型建立和数量分析上都带有这种倾向性(propensity)；
     (4)规划作为丙工化进程的一部分，它是由国家导向未来的一个计划；
     (5)规划在“公共利益”层面上运作。规划师的教育赋予规划师能够判别什么是利益所在的特权，规划师提供一个中立性的公共意向。基于实证科学的规划政策是没有性别倾向和种族倾向的(Sandercock,1988,p27)。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由于城市是有更多内容的构成体，而更多的新的规划方法也有不断增长的需求，所以现代主义规划的5大支柱，都要被毁掉(demolish)(Allmandinger,p170)。 
     走向后现代和多元形式的规划，桑德库克定义出新的5项原则：
     (1)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社会公正与市场效果(outcome)同等重要，而且，不公正和不平等需要广泛定义，不限于物质范畴和经济范畴。
    (2)不同性质的政治团体(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对一个问题的界定要通过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讨论达到共识。
    (3)公民性(Citizenship)。建立包容性的道德观(tehic)。
    (4)社区的理想(The Ideal of Community)。去除传统社区概念(我是这个地方的，你不是)，代之以基于“我之多重界面的多重性质的社区概念。 
    (5)从公共利益走向市民文化(From public interest to civicculture)。规划师理解的公共利益与实际的公共利益有差异，经济的力量已经把社会分化，公共利益应该走向更加多元和更加开放的“市民文化”。
     后现代主义规划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多元性的开放性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对规划中权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所做的批判有相当的价值。
     1.8 协作式规划理论(Collaboorative Planning) 
     当今一种渐渐流行的规划观点是将规划看作沟通(communicative)和协作(collaborative)的过程。这一规划理论通常称作协作式规划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Habermas,J)和福柯 (Foucault)等人。根据黑利(Healey)的分析，这一理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哈贝马斯寻求重构现代性的未完成部分；二是福柯及其他人寻找深藏在语言、方法后面及在现有权力关系中占主导特性的东西；三是吉登(Giddens)和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is school)研究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共存的问题。在这些不同的影响中，哈贝马斯的工作被认为是沟通式方法的主要支撑，深深影响沟通式规划的方方面面。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现代主义理性的部分回归。有研究认为改良的现代主义者(Habermas)和后现代主义者(Lyotard)在两个方面达到共识：一是社会是个复杂体，需要更多的了解；二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占据思想和知识的统治地位，并不是由于它自身的“客观性”(objective )。未达到共识的是后现代主义者(Lyotard,1986;Bauman,1988)认为没有任何形式的理性存在，而改良的现代主义者(Habermas,1984,1987;Giddens,1990)则相信可以通过沟通式理性来实现真正的理性。
     戴泽克(Dryzek)提出了产生沟通式理性应该具有几个前提条件：
     (1)理想的表达(Idealspeech)。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的表达状况(真实、正义、信任和综合)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的，沟通式理性世界可以通过提供必要的条件寻找理想的表达，这个条件就是提供“一个真实的公共氛围”。
     (2)一个真实的公共氛围(An authentic public sphere)。“公共氛围”被定义为两个或更多人的环境。在这个自组织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要考虑他们要做什么，以及决定采取的行动。这种公共氛围的建立要在两种思想的基础上，一是真实的叙述(discourse),二是广泛的实验(holistic experimentation)。
     (3)真实叙述和广泛的实验(Discourse and holistic experimentation)。公共氛围的建立要立足于在政治生活中互相理解、信任、自由开放地沟通；政治实践能够采取实验的方式，通过反馈和最终达成的一致来改进条件和主体(subject)。
     (4)松散的设计(Discusivedesign)。按照戴泽克的设想，个人之间能够寻求达成一致。即个人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某个利益的代表来面对大家。
     (5)初步设计(Incipientdesign)。在公共媒体上已经有一些公开的讨论，如国际关系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所以，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沟通的行动可能产生。问题是所有团体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冲突的程度初步予以定性；让中立的第三方参与讨论；讨论是面对面的、由规划所控制的；行动过程的产生是合理的，以行动为导向的一致性是完全自愿的；这种过程是流动的、持续的。
     (6)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为说明该理的实践性，戴泽克申明沟通的理性已经在一系列的组织中运用，如和平组织、生态组织、反核组织、民权组织等。戴泽克认为沟通理性完全能够为政治组织激发出一整套的程序(programer)。
     作为沟通式的规划，福瑞斯特(Forester)提出了一套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培育社会联系交流的网络；认真倾听；特别注意没有组织做依托者的利益；教育公民和社区组织；提供技术和政治信息；保证非专业人员得到资料和信息；鼓励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对提交的方案施加压力；提高规划师自身与其他团体共同工作的技能；在协商讨论之处就加强建立社区组织自己的权威性；鼓励独立的、对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反思；预知政治、经济的压力。
     黑利(Healey)在讨论她所定义的空间战略构成(spatial strategy formulation)时，也提出了几个问题：(1)讨论在什么地方举行，社区成员如何参与进去；(2)讨论以什么形式举行；怎样使社区中的成员能够以“不同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3)怎样在纷乱的事件和观点中分类；(4)怎样使战略成为一种新的表述，对城市和区域在空间和环境上的变化如何去管理；(5)如何使不同的政治团体在战略上达成一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这种一致。
     总之，协作式的规则既是对工具理性主义所认为的真理绝对性的否定也是对后现代等反对事物存在客观理性的否定，由于这一理论还在发展之中，对其的评述还要由实践和时间来检验 。
   2 展望
     2.1 当前的主要问题
     前面对西方近40年的规划思潮的简要介绍，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一叶知秋”。比照我国规划理论的建设，应该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从纵向来看，我们基本处在理性规划的思想阶段，这可以从修订后的《城市规划原理》、翻译出版的麦克劳林(Brain McLouglin)的 《城市与区域规划——一种系统的方法》(1969版)、霍尔(Peter Hall)的《城市与区域规划》(1975版)、由行业协会主编的“注山规划师考试复习资料”及一系的规划理论文章(包括规划编制、规划管理、规划实施，乃至于战略规划的新锐论述)中得以佐证。从横向来看，经济、社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并没有真正地进入规划的核心领域。一些勤于探索的 高级咨询机构和大学在综合规划的探索中也只是将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作为“专题报告”予以纳入，与真正意义的走向综合、走向社会，进而成为公共政策还相去甚远。以目前如火如荼的战略规划为例，相当一部分规划师沉湎在替政府做主、替城市做主的思想阶段，甚至于以一己之见定城市终身。尽管有学者提出离真正意义的战略规划还有多远的问题(张兵，2002)，但在理论上说透它还有不少空缺。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市场”这一概念的引入，规划理论的阐述中出现部分学者仅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并将其应用到从新区建设、新城建设(赵燕菁，2002)到风景讴开发的广泛领域。在住宅建设领域更是出现仅以市场效益为导向的模式，名城保护、遗产申报也成为一项商业行为，并被不恰当地冠以“城市经营”的帽子，这让我们想起1980年代的新右翼理论，也让我们想起在市场环境下的“凯恩斯主义”和经济界经常谈论的“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等问题。其实即使是新右翼的代表弗里德曼也还是将规划定义为是理性地社会决策的艺术 (Friedmann,1987)。所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规划领域，仅以市场这一个变量为参照显然是不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理论研究机构模糊及规划教育走入误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理研究和设计咨询是相对分离的，且理论研究主体是大学和专职研究机构。我国由于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规划设计市场管理的失控，使本应在规划理论研究上有更大贡献的大学把相当的精力耗在了设计咨询上，这是当前规划理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专职的研究机构由于管理体制不畅和经费的不足，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咨询行业。而今天中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既需要广泛的研究，更需要深入的、跟踪式的研究。应急式的研究，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快速发展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规划教育中，一方面，工科院校中的规划专业在 积极引入社会科学的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体现，但由于学科的基础是工科，以难在学科的内容构成上有根本的改观；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悠久传统且在人文方面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地理专业却转向工科设置的规划课程，失去了在规划领域本可以走得更好的机遇。研究结构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是繁荣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
     2.2 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在增长，据预测2005年以前每年还将有1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的规模还要不断扩大，新城和新区建设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城市的功能更新被提上日程，“竞争力”成为一个新的话题。但大量进入到城市里的农民却达不到城市产业升级换代对劳动力的特殊要求，大都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某些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待业农民”和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的农民工聚居点。城市职工的失业问题在一些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基地城市相当严重，城市贫困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所以，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相当复杂的社会过程，不是简单的城市规模扩张问题。
     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的阶层分化愈益明显，居住、购物、休闲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形成不同的消费圈子，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如“发展公共交通还是发展私人交通”的讨，也已经远远超出交通本身的含义，更多的是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述(discourse)。所以，中国城市规划理和实践当前和未来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不能用“技术”和“理性”简单解决的矛盾体。20年来，我们的城市在经历了住房、交通、环境等几大难题之后，下一个难题将是城市的社会问题。
     由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游走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城市规划理不能像自然科 学那样，新的理论一产生旧的理论就自然淘汰，而是更多地具有社会科学理的特性，即多种 表述同时存在(就像经济理论中既有“新右翼主义”，又有“凯恩斯主义”一样)。所以，其理论是不同理论不同程度的叠加，在不同的实践中要求寻活运用不同的理论。理性主义在当今中国的规划实践中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用“过时”去评价并不准确，当然要避免走向工具理性主义。同时，后现代规划理，特别是协作式规划理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奥曼丁杰指出我们要牢记“休谟的困惑”，不能够根据过去，简单地去预知未来。而是在规划中建立更加开放的系统，让不同的意见充分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可以扮演更加活跃和更加具有创造性的角色(Allmendinger,2002)。
     当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但20年的实践给我们积累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已经有学者提出了“科学理性”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以及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观点(仇保兴，2002)。从操作层面来讲，首先要对过去20年里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规划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这是理论建设最基本的要求；第二，从规划理的本质做起，认真反思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从规划制度、方法论、规划行为、规划师的职业特性、管理体制等方面做多视角、多层面的分析，真正理解作为经济实体的城市、作为社会组织的城市、作为公共管理的城市以及作为生态环境的城市，对完全市场环境下的市场失效更应做深入的分析，对城市主体——城市居民的认知应该放以更高的位置；第三，改革规划教育，鼓励社会科学更多地介入规划领域，鼓励不同角度、不同版本的《城市规划原理》的产生。
     总之，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并自觉指导实践，只有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