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

　　3.4 1961～1980年

　　Jane Jacobs于1961年发表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Jane Jacobs曾被规划师们称为“Original Little Old Lady in Tennis Shoes”。而有的学者则毫不夸张的形容她这一本对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是一次大地震。这些都归结于Jane Jacobs的书中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把城市中大面积绿地与犯罪率的提高联系到一起，把现代主义和柯布西埃推崇的现代城市的大尺度指责为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的破坏。她批判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让建筑师得意，而平民百姓都是旧城改造的牺牲品。在市中心的贫民窟被一片片地推平时，大量的城市无产者却被驱赶到了近郊区，在那里造起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区实际上是一片片的新的贫民窟。

　　无论Jane Jacobs的观点正确与否，这是现代城市规划几十年来第一次被[非法内容]裸的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包括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条条理念及其工作方法，也包括规划师的灵魂与钱袋，Jane Jacobs这位嫁给了建筑的新闻记者，作为一个“外行”，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规划师在过去一直以自身的一套原则在工作，一直自诩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他们听到了外行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理论的发展角度，规划师们过去集中讨论的是如何做好规划，而Jane Jacobs让规划师开始注意到是在为谁做规划。整个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关系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5年Paul Davidoff发表的《Advocacy and p1uralism in Planning》及其在此之前的1962年与工Reiner合著的《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Paul Davidoff在这两篇论文在当时的规划理论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他对规划决策过程和文化模式的理论探讨以及对规划中通过过程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弱势团体的利益的探索都在规划理论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此外还有F.Robinovitz l967年的《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Planning》，Herbert.J.Gans l968年的《People and plans》、1969年的《Community Design Behavior： The Culture of Planning》，1969年A Skeffington的《People and P1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R.E.Pahl的《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N.Dennis的《Peop1e and Planning：The Sociology of Housing in Sunderland》》和1972年0.Bell和T.Thywitt合编的一本《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而J.Rawls在1972年比David Harvey早一年发表了《Theory of Justice》在规划界第一次把规划公正的理论问题提到了论坛上。但是半年后的David Harvey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则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 

　　1970年代后期， Manuel Castells于1977年发表了《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正面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978年，他又发表了专著《City，Class and Power》反映出60年代培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在规划理论界开始占据了城市理论的制高点。这是因为这些热血青年开始走向大学教授的岗位；规划理论界开始摆脱Jane Jacobs对城市表象景观的市民式的谩骂，进入了针对这些表象之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但对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不能全面概括这20年城市规划理论的全貌，尤其是指导规划操作的理论。1960年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实践操作中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

　　标准理论开始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是对上述规划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直接反映。二战刚刚结束时Lewis Keeb1e曾经在1952年出版过《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一书，经过十几年的实践，Keeble又在1969年出了新版。这是一本经典的规划设计教科书，在实践中则是操作手册。它是当时物质规划状况下的标准理论。但是同年的1969年，Brian McLoughlin也出版了一本代表了新时代的经典著作《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 Approach》这本书中提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则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

　　可以看出，1960到1970年代的规划理论中，“理性”是针对了规划过程的过程规划理论核心，而“系统”针对的是规划中处理对象时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
3.5 1981～1990年

　　如果说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学方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规划过程理论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的理论的系统内核。这时规划在这三个前提下已经被看作一个理性决策过程，这似乎已经将规划的理论地位推到了最高峰了。但这种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并没有长时期地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 1977年A.J.Scott和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杂志上发表了《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A Reappraisal》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系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内容虚无，与其将当时的规划理性称为抽象的分析概念，还不如直接将之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紧接着的1979年，M.Camhis的《P1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M.J.Thomas的《The 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 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商业机制远比规划官僚运作高效得多的角度，质责规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威到底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要求给予规划更多的控制的权力。J.Friedmann对理性主义的规划理论的剖析成为当时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和方法批判的经典著作。他早在1969年就开始发表此类文章。其他重要的文章还有：1980年H.S.Perloff的《Plann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arley《R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l980's》、R Dunleavy的《Urban Polit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1981年I.Bracken的《Urban Planning Methods：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1982年C.Pairs编著的《Critical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1985年M.Breheny及A.Hooper的《Rationality in Planning：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对这一时期的批判性观点做了系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