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讲义

2．城市形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具一格。磅礴的气势，宏大的设想，奇异的构思，反映了秦代开国，革新进取，开万世基业的万丈雄心。 
2．1．以宫廷为建构的核心 
    《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十二年）“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先立宫室，而后作城。 
2．2．以水系为骨架：以渭水为主轴展开。 
2．3．象天思想：以天体观念来建设咸阳。阿房宫——天极。渭河——天汉（银河）。众多宫室——星座。《三辅黄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2．4．京畿一体的“大咸阳” 
    运用天体规划观念，进一步扩展到广阔的京畿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意思是：再次本着天体观念，以咸阳为“天极”，通过复道甬道的联系，将城周二百里内二百七十座宫观，聚集在“天极”周围，形成众星拱极。 
2．5．其它 
    宫殿、园林、住区、陵墓、市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文化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安 
1．定都之争——兼论自然因素在中国古代选址中的决定性作用 
    西汉的都城变迁：汜水（山东定陶附近）——雒阳——栎阳——长安。刘邦左右的大臣多为山东人，愿意都雒阳，认为地理位置好，可以都之。娄敬提议入关，“据秦之故”。张良极力赞同。《汉书·娄敬列传》、《汉书·张良列传》有详细记载。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外，自然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气候温和，水土肥沃，适宜耕作，物产丰富以及良好的山水格局等自然条件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首先注重的因素。
考试大整理城市发展史讲义（五）
    自然环境——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首重因素 
  1） 城市作为“人居环境”要求良好的外部自然条件 
    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的内容和形态千差万别，我们已经不能用一个综括所有事实的意义来说明“城市”，所以人们从各自的认识和需要出发，给城市下了许多定义。但无论如何，城市首先是一种居住形态大概是无可否认的。在《雅典宪章》认定的城市的四大功能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动，另外游憩与工作、交通一起，并列其中。我们不应忘记，城市的第一属性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人居环境”。 
    要想营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地点。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址的选择受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在最初的时候，自然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物产，以及良好的地形地貌和山川河流，是倍受关注的几项主要条件。 
2 ）自然环境优越的古三河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 
    以所谓的三河地带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秦汉以前三河指河内（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华北平原）]。从当前公认的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夏朝开始，古人就在这一带建城设邑。 
  a. 夏代都城游移于伊、洛、河、济地区 
    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豫西的伊洛流域是夏族活动最主要的区域，如鲧的传说，禹居阳城，启有钧台之享，太康居斟寻，夏桀所居等。另外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地区还有晋西南的所谓夏墟，如，禹都安邑，夏启居西河，胤甲居西河，桀居安邑等；还有豫北晋东的河内地区，如，帝杼居原（今河南济源）等；还有豫东鲁西地区所谓济水上中游一带，如帝相居商丘，居帝丘（今濮阳）、居斟灌（有寿光说、淳于说、观县说等不同），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等。 
    在这些地区内，夏的都城常有迁徙。迁徙是殷盘庚之前的常事，即所谓的“不常厥邑”。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以此来说，夏都所迁，均不出伊、洛、河、济地域。 
    至于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考。夏王朝在诸侯林立之中建立了第一个统一政权，都城不稳或被夺取而被迫迁都是其一，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不断寻求新的更为富庶的地区以求得供给，诚与商代都城一样，是所谓“视民利用迁”。“所迁新地要与原地隔上一段距离，以保证其剥削来源不致落空。这应该是这一时期‘不常厥邑’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如果对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是夏代城池遗址的地望作一观察的话，即可发现它们自然条件的良好。比如河南巩县西北稍柴村的“夏都”遗址，可能是太康所建，背靠嵩山面临两河，处于伊河与坞罗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较高而平坦，山水相连，适于发展农业生产。少康之子帝杼所都之“原”，整个遗址坐落在太行山与蟒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水经注》卷二二谈到禹都阳城的地望时说：“颖水又东，五渡水注之，……东南流入颖水，颖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钧，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萁山。” 
  b. 自然环境是商代都城频繁迁徙的重要考虑因素 
    商代都城在历史上的迁徙不定人尽皆知，向有“前八后五”之说。“前八”是指契至成汤的“先公”时代的八次迁徙，王国维认为这八迁是[3]：契自亳居蕃，一迁；昭明居砥石，二迁；昭明又迁商，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四迁；相土复归商丘，五迁；殷侯（上甲微）迁于殷，六迁；殷侯复归商丘，七迁；汤始居亳，八迁。基本是在今天的商丘和安阳一带。成汤立商后的“先王”时代的五迁，史载不同，古本《竹书纪年》记分别为仲丁迁嚣，河旦甲迁相，祖乙迁庇，南庚迁奄，般庚迁殷。《尚书序》和《殷本纪》记祖乙所迁分别为耿和邢，无载南庚迁奄，其余相同。 
    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历来说法纷纭，概况起来有五：一是“去奢行俭”说，汉儒即成此说；二是顾颉刚等主的水灾说；三是郭沫若的游牧游农和傅筑夫的游农说；四是郭沫若的阶级斗争说；五是比九世乱和“恪谨天命”说。对于这些见解，需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不能认为谁掌握了“绝对真理”，因为它们可能都说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正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每一次迁徙活动。 
客观原因中，无论避灾说也好，游牧游农说也罢，都是要寻求更好的自然环境以利生存。起码盘庚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更有利于农事。这里是中原地区的偏北部，西有太行屏障，东有黄河天险，南面和北面是起伏的小丘陵和广阔的平原，四周地势平坦，洹水横贯其间，水深土厚。在旧都土地使用较久，转为瘠薄后，于是辗转迁居于此。《尚书·盘庚篇》中记有这次迁都，古史简朴，不过些许端倪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中。随后，商王朝在此相对稳定达273年。 
  3) 富庶的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又一个重心地区 
    周代商后，退还关中营建基业，除却故地人和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使然外，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决定因素。《诗·大雅·绵》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关中的膏腴沃壤养育壮大了周人，而此时中原三河地带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作用下，土地使用过度而日见衰竭，已不堪负载集中稠密的人口，从而使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了关中地区。从丰、镐二京到秦咸阳、汉长安，这里差不多是唯一适于建都的所在。我们可以从刘邦的谋臣娄敬、张良力谏建都关中的说辞中，可以从张衡、班固、杜笃等人的歌赋中，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描述中，从“天府”、“陆海”的称谓中，想见这里的富饶。既有稻、梨、粟、桑、麻、箭竹，也有金银铜铁、玉石、豫章、檀柘等珍奇物品。 
    依托着富饶的区域自然条件，围绕着都城发展起了城市群。汉代在长安周围奉行陵邑制，即在每个皇帝陵园附近建一座陵邑，内有护陵的官员、卫队、宫女，特别还有从外地迁来的豪富，《太平寰宇记》卷二六说：“汉初徙关东豪杰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千户”。这样每个陵邑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数万人的繁华城镇。汉初这样的陵邑共七座，它们不隶于郡，直属太常。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诸陵邑分属三辅。 
秦咸阳的建设也有“城市群”的意味，南朝建康是继秦咸阳和汉长安以后的又一个城市群。 
  4 ) 春秋战国城市选址的环境意识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城市自由发展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建设经验，产生了初步的城市规划理论，包括对城市选址有了科学的认识。 
    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管子》中的许多论述，比如《乘马篇》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度地篇》中的“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名之曰金城。” 
    《度地篇》还进一步明确了防灾意识，提出要避免“五害”，即水、旱、风雾电霜、厉及虫，并以治水为首要。这些都是建设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人民居家和乐所必不可少的，即所谓“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在实际中，也可看到很多城址条件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例子，甚至对城市的风俗习气都有作用。 
    齐国临淄旧为商代夷族薄姑氏故地，带山披海，自然条件优越。城池建在地势较高的临淄河冲积扇形地面的前缘，城北是黄河三角洲的南端，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城东北是莱州湾，多产鱼盐，城南山区矿藏丰富。临淄自姜尚营建开始，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到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为止，共830年之久，城市发展极其繁荣，号称“冠带衣履天下”[4]。 
    至于说自然环境影响到习俗则典型如邯郸。赵国和宋、中山等国一样，以土地瘠薄闻名，邯郸虽然也是战国时有名的大都会，但它发展的基础不是物产，而是优越的交通条件。土薄民贫，以至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弹弦玷屣，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5]。 
  5 ） “山水相连，封闭内向”是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外部环境模式 
    总之，古代城市作为人类开始聚居之所，总在寻求最好的自然环境，以尽可能取得食物的丰足，居住的安全与舒适，及营造工作的便捷。再具体分析一下各类城市周围环境的特征，便可发现多为山水护卫，构成相对封闭的环境单元。城池负阴抱阳，坐落其中。这样的环境单元随城市等级规模的不同而大小不一，或着眼于区域乃至全国的大环境，或仅限于目力所致。 
    如《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商都殷墟的形势，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周人一向注重择地，《诗·大雅·公刘》就记载了周的祖先公刘率族人迁居到豳（bin,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选择水源充足的肥美平原、适于建筑的向阳高地，安营扎寨，拓田种地。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他对周公谈及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汭延于伊汭（rui，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山名），北望岳鄙（太行山），顾瞻有河（黄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以为适宜建都。 
   翻开众多的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处于山水环抱之中的格局描述，这便是中国风水思想中理想的“风水宝地”，对它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始终，大到城市，小到村镇，再到一房一屋，无不如此。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6]，最早表述了中国文人士夫心中向往的居家环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6） 自然环境陶冶影响深远 
    依山而傍水，内向而自在，富裕而悠闲，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理想模式。这样的环境影响到中国人对城市、建筑、园林的基本意识与具体的处理方式，影响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陶冶出中国人特有的对自然的亲近和认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 
2．城市形态 
    张衡《西京赋》谓汉长安规划“览秦制，跨周法”。 
    先修宫城，后修城墙。历汉高祖、汉惠帝、汉武帝三代，才初具规模。 
    不规则正方形，缺西北角。俗称“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或称汉长安城为“斗城”。 
    形态成因的两种说法：主观说；客观说。 
    杨宽对汉长安的独特看法：西城东郭。 
3．宫殿 
——长乐宫。原秦的兴乐宫，位于城的东南。 
——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由萧何监修。 
——建章宫。 
——桂宫。 
——北宫。 
——明光宫。 
    宫殿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其面积约占全城的二分之一以上。 
4．园林 
——昆明池。长安城西南，周围四十里。开凿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它的开凿与长安城的用水有关。池水源于汶水，再建渠道引池水入宫区和城内。 
——太液池。在建章宫、未央宫西南。史书载，太液池周围十倾。中起三山，象瀛洲、蓬莱、方丈。 
——上林苑。皇家禁苑。原为秦旧苑，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方三百四十里，今蓝田以西，周至、户县  以东，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大致都属于它的范围。“离宫七十所，皆容千骑万乘。”“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苑中有各地官员献的名果异卉三千余种。 
5．街道与住区 
    史书记载，长安城有“八街九陌”。华阳街。章台街。藁街。香室街。夕阳街。尚冠街。炽盛街。太常街。 
    史书记载，汉长安城有闾里160处。“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多位于城的北部和东北部靠近宣平门附近，也有住在城外靠城门附近的地方。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有户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加上皇族、士兵、流动人口，约五十万左右。 
6． 市肆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列，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阖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 
7．陵邑 
    陵邑——汉代新建制。原为守奉山园陵寝而设。后因人口众多，工商业也很发达，已经演变为经济实体，故元帝时改为三辅地方行政建制。终西汉之世，长安近郊共置七个陵邑：长陵；杜陵；霸陵；平陵； 
安陵；茂陵；阳陵。杜、霸二陵在渭南，其余五陵在渭南。故《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独特的“卫星城”。《史记·货殖列传》：“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说明工商业发达。“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8．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8．1．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8．2．经济 
     手工业：建筑业、丝织业、造船业。 
     全国的商业中心。西汉的六大商业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长安是全国物流的中枢，特别是它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贸易。大小商贾主要在东西市交易，尤以西市为胜。 
8．3．文化 
1）图书的抢救、收藏、整理工作 
    “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是一次避免焚书的文化遗产抢救。刘盈即位，惠帝四年三月，诏“除挟书律”，即废除了秦朝不准民间藏书的禁令。 
2）人物： 
    经济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历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闵；农学家赵过；外交家张骞；音乐家李延年 
3）学校：长安的学校有官学，称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
    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二元对立统一律” 
1．城市的独立自在性离不开“园”、“圃”、“苑”、“囿” 
    城市“二元对立统一”结构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与家宅“二元对立统一”结构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一样，中国传统城市在诞生之时就具有相对的独立自在性——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的自我生存能力。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独立自在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作为农耕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居住场所，要求并且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城市的政治和军事的工具性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立的要求和能力。众所周知，城市是随阶级分化、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是统治的据点，是军事对抗的堡垒。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其坚固和完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坚固和完整不仅体现在兵强马壮、城高沟深上，也体现在食物给养的富足上，所以古人将食、兵、城并列为战守的三大要件。比如《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再比如《管子·权修》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粟。”它们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生命的维系所在。 
    食物的富足要求适量的土地，也存在一个结构问题，肉食以及瓜果蔬菜和米面一样的不可缺少。在割裂据守，国土面积有限，经济腹地狭小的状况下，从早期农业定居点继承发展而来的、圈养动物种植果蔬的“园”、“囿”、“圃”、“苑”之类便是每个城市肉食以及瓜果蔬菜重要的来源。这时它们的观赏游乐功用属于次要，其生产性质无疑是第一位的。 
    一般来说，“圃”、“园”是种植蔬菜、花果、草木的。如《说文解字》说：“种菜曰圃”，又说：“园，所以种树木也”。又如《诗经·郑风·将仲子》毛传：“园所以种树木也。”至于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圃”的周围常无垣藩，而“园”的周围常有垣藩。“囿”和“苑”，古代典籍一般释作是养禽兽的。关于“囿”，《周礼·地官·囿人》曰：“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广释名》则说：“囿者，畜鱼鳖之处，囿犹‘有’也。”关于“苑”，《说文解字》说：“苑，所以养禽兽。”两者之间的区别，有的认为在于面积的大小，如《吕氏春秋·慎小》高诱注：“畜禽兽，大曰苑，小曰囿”；也有认为区别在于有无墙垣，如《说文解字》：“囿，苑有垣”，《骈文分笺》：“有藩曰园，有墙曰囿”。 
    “园”、“囿”、“圃”、“苑”等概念，虽有一定的界限，又往往相互通用，历来典籍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但种植畜养的“生产性质”是公认的，而正是它的“生产性质”使得它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周封建之时，规定“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把苑囿明确作为一个项目，与营国制度共同实施，是否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2 “园”、“圃”、“苑”、“囿”的审美价值 
    如今，大部分的园林史学家都认为，“园”、“圃”、“苑”、“囿”是中国古典园林之起始。童寯先生说：“中国有关园林最早的记载，始见于殷、周之际的‘囿’和《诗经》所咏的‘园’，都在三千年前。那时园囿是栽种果蔬、捕猎禽兽有关生活的单位。”但是，不能把“园”、“圃”、“苑”、“囿”看作是纯粹的菜园子、饲养场那么简单，否则很难解释能在它们身上嬗变出璀璨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在当时，“苑”和“囿”更兼有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而“园”和“圃”应有观赏之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审美价值。 
    “苑”和“囿”兼着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这在以“尚武”为时代精神的先秦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游猎当中实践了演兵习武，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带有精神生活领域里享乐的性质。有人认为，在先秦这一时期，从园林美学的角度来看，“苑”和“囿”的历史地位要比“圃”和“园”重要得多，“就二者的特点来看，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即主要是供食用，其物质的功利价值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而后者的价值则已由物质功利的转化为精神的、审美的，……从严格意义上说，先秦阶段的‘圃’、‘园’还不能算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园林，因为它只有实用的物质功利价值，而‘囿’、‘苑’才可以说是古典园林艺术的滥觞，因为它至少同时具有审美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物质需要而体现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自由性。” 
    上述引文指出了“苑”、“囿”在生产之外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排除“园”、“圃”在生产之外的审美价值，进而否认其为中国古典园林之渊源似乎可以商榷。植物观赏不也是审美活动吗？而观赏树木和花卉在殷、周时期的各种文字记载中已经很多了，人们不仅欣赏其形象之美，而且还赋予其象征性的寓意，借以寄情托意。“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三百中那些发自内心的情感流淌，无不回应着心灵对草木自然的天籁响鸣。在血液中浸透了自然意识的先民那里，很难设想会在美丽的植物面前无动于衷。周[非法内容]先生认为，起码在春秋战国时期，园圃栽培普及到民间，并从单纯的经济活动逐渐渗入人们的审美领域。相应地，许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被培育成为以供观赏为主的花卉。人们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开辟园圃，既是经济活动，还兼有观赏的目的，看待树木花草也愈来愈侧重于观赏的用意。“园圃”应该是中国古典园林除囿、台之外的第三个源头。我们相信，不仅是物质生产、演练兵马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游猎、观赏中的精神享受，也就是审美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园”、“圃”、“苑”、“囿”成为城市的必然构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大一统之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国都到州、府县城，城市的经济腹地普遍加大，对“园”、“圃”、“苑”、“囿”的生产性质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直至几乎为零，正是它们的审美、娱乐功能，使得它们继续与城市相伴相随，发展成为园林艺术，从而使城市成为可居可游的美好的人居环境。 
3 丰镐之灵囿 
    早在3000多年前，最早的宫廷园林――灵囿、灵台、灵沼就成为西周都城丰镐的组成部分。 
    灵囿在长安西四十二里处，跨长安、户县之境，方七十里，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灵囿内有灵台、灵沼。《诗·大雅·灵台》描写了文王深得民心，众人齐心协力修建灵台，以及文王游灵囿、灵沼，兽美鱼欢，歌舞升平的和乐景象。 
4 西汉长安之上林苑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秦的基础上广上林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 
    《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上林苑本是汉武帝为出游打猎而建，但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此。 
    首先，仍然保留了很强的生产性质。一、果木生产。二、畜牧与养鱼。三、作坊。开矿上林苑中有丰富的矿藏，有金、银、铜、铁、玉等，鼎湖宫附近的铜矿被开采用来铸钱。此外，还可能制造金属器皿以及建筑物的金属部件供应宫廷。汉代人席地而坐，室内地面都要铺席子，宫廷的房屋成千上万，所需席子均由上林苑供应，四、农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上林苑管理机构及官员的设置情况看出，其生产基地的性质是十分突出的。 
    其次，昆明池等池沼起到水库的作用，为城市供水和调蓄洪水，并用于灌溉。，昆明池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其它池沼如镐池、太液池、沧池、初池、牛首池等，都有调蓄洪水的作用。 
第三，演武与屯兵。 
    此外，上林苑还用以宗教活动，还用以天文活动，；还用以接待外宾。 
    总而言之，“上林苑是一座多功能的皇家园林，具备生成期古典园林的全部功能——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生产、军训等。” 
东汉（公元25~220）雒阳 
1．雒阳城的营建 
    刘秀依靠南阳豪强集团，推翻王莽新朝。公元25年6月称帝于鄗(hao，今河北柏乡县北)，10月移都雒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亡。共历十二帝，雒阳为东汉都约195年。 
东汉放弃长安而都雒阳的原因： 
1）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长安破坏严重，人口锐减，城市凋敝。 
2）诸侯割据的形势——公孙述踞蜀，隗（wei）器踞天水，虎视关中；匈奴族在西汉末年乘乱南下，威胁长安。 
3）雒阳离刘秀的起家之地、老家南阳更近一些。 
4）雒阳经周朝的500年经营；秦代吕不韦被封雒阳万户侯的修建；西汉刘邦称帝之始都于成周三个月；新莽末年（公元23年）更始帝刘玄也迁都成周约五个月。雒[非法内容]备了建都的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主张迁都长安，争论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期到章帝建初中，以班固的《两都赋》发表而结束。 
2．城市形态 
    雒阳相对于西汉的长安又称东京。在吕不韦扩大成周城的基础上建成。考古勘探表明，其遗址在今河南洛阳以东15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地形北高南低，既有天然屏障，又便于交通。建城时间约经20余年。光武帝年间修太庙，建社稷，修南宫殿，筑城墙和城门，建明堂、灵台和辟雍；明帝刘庄，修北宫及诸官府、园苑，在城外建市场。考古表明，雒阳城的城墙全部由夯土筑成，基部厚度为14~25米。东城垣全长约38662.7米；西城垣全长约3811米；北城垣全长约2600米；南城垣因为历史上洛水改道全部被冲毁。全城周长约13000米，合汉代约31里。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平面为南北长约9里，东西宽约6里的长方形，故时人又称之为“六九城”。雒阳城门12座，但不是每面3门，东西各3座，南面4座，北面2座。城门皆有亭。城门均有3个门道，中间为御道。南面的平城门最显赫，直通皇宫，皇帝到郊外祭祀由此门出入。出平城门南下，有明堂、灵台、辟雍。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灵台——周代台名。《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名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东汉雒阳明堂以西的灵台就是张衡观测天文的地方。据考古探测，灵台范围约44000平方米，周有夯土墙，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的夯土台，残高8米多。台的四周有两层平台，环筑回廊。 
3．宫殿 
    雒阳城内有南宫、北宫两座主要宫殿。西汉时已有，东汉大规模扩展修建。南宫面积约1.3平方公里，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刘秀在这里主要修建了前殿，《后汉书·武帝纪》：“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南宫是皇帝议政和受群臣朝贺的地方。其遗址在今龙虎滩村西北，这里地势隆起，当地群众称为“西岗”。北宫位于雒阳城北，略为偏西。它的北墙离雒阳城的北墙很近。北宫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大于南宫。《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八年冬十月成。北宫的正殿叫德阳殿。南北七丈，东西三十七长四尺，殿高二丈。周围广场可容万人。北宫风景秀丽，是皇帝和嫔妃寝居之所南北两宫均设四门，南门均称朱雀门，北门叫玄武门，东门为龙苍门，西门为白虎门。二宫之间以复道相连。北宫的东北方还有一处宫殿，叫永安宫，周围698丈，为离宫。 
4．园林 
    芳林苑，位于城北部，与宫城相连。汉灵帝刘宏在宫中建“裸游馆”，绿苔被阶，引渠绕流，乘船以游。西苑。 
5．街道与市场 
    据记载，东汉雒阳城有24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大街最长达3000米，宽度一般约40米。城内多树木，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雒阳有三市：南市，位于城东外；马市，位于城南外；金市，位于西城中，此市最大。 
6．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6．1．中央集权制的中心 
    刘秀以雒阳为中心实施的政策，使东汉前期出现了大治之势。 
6．2．手工业、商业、文化 
    蔡伦发明蔡侯纸。商业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说：“今察雒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货物多为奢侈消费品。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聚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shi，猪)，山谷不能受。” 
    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君臣有“儒者之象”，雒阳文化繁荣，教育昌盛。刘秀重视教育，爱好经术，礼待知识分子。使“儒者云会京师”。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立太学。太学位于辟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