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居为何频频被“抱养”

　　如何面对前车之鉴？中国城市现状是否正在重蹈发达国家覆辙？

　　当以网络时代为标志的新“科学革命”将全球城市连成一体之际，中国城市开始跻身世界城市之林，信息与生活开始同时在同一地平线上流动……此时，在世界城市背景下，在强调硬件经营的城市开发过程中，面对无数困惑与危机，我们应当更为冷静而又清晰地思考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决不是全球城市一体化；中国城市发展与危机同步，从根本上处理与应对危机并不仅仅依赖“硬道理”，还需要立足于城市思想与战略的“软道理”。

　　“城市流行病”蔓延

　　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末叶，毋庸置疑，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国家到城市、从环境到资源、从自然到文化也都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不少关于诊治“城市病”的应对政策以及整治城市环境的应急措施，尚未从根本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命脉与文脉。究其原因，与过于注重各项“经济指标”叠加而成的政绩，或者一知半解地追逐装点表面化的重点项目不无关系。各类城市“大动作”尽管被媒体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开发结局几乎很少予以冷静反思与检讨。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结果昙花一现，绝大多数中途夭折或最终倒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仿古一条街”风行全国，假古董盛行，扭曲传统与地方文化，至今留存非常有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模仿美国硅谷开发模式，许多城市的高新技术园区均以“谷”命名，诸如“光谷”、“天堂硅谷”等不一而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更有不少中小城市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建大广场，内容大而空、形式大而无当，劳民伤财。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天地”

　　在上海旧城改造进程中问世，随之各地类似或雷同“新天地”的项目风起云涌，似乎评价城市旧区改造的成败仅仅需要以与“新天地”的仿制距离来衡量。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攀比规模，唯恐落后。对于大学迁址以及规模扩大通常搞“拉郎配”以及“快速扩张组合”，而没有对大学本体的教学与研究实际需要进行前期必要论证，导致一些大学战线过长，管理失调，出现系列困境。

　　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会展中心确实利用率高吗？在运营成本上确实可以实现自给吗？结论仍然不明朗。其实，多数已建成的会展中心闲置率高，需要政府巨额财政补贴。可是有谁曾经向纳税人说明这些城市财政的隐忧呢？

　　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与其同步的“流行病”是从北京传出的SOHO热，从项目商业策划、规划直至上级主管审批，无不以挂上SOHO为现代标签； 

　　中国地域文化与经济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每一座城市接受“CBD”概念的规划与发展模式应该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某大城市有一个军用机场交给地方，城市有关部门决定以此机场基地开发“CBD”。在项目论证阶段，有学者提出：“如果我们作出对立思考，在这个机场不开发‘CBD’，而是逐步开发成一个‘城市森林公园’，对于改善城市居住生活品质不是更为适当吗！本市人均绿地拥有率在全国城市之列偏低，机场周边皆为居住密度高的街区，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市森林公园’，将会卓有成效地提高城市整体性居住环境品质。”